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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洲芯片,四面楚歌

流氓大叔2024-01-12 12:30:53好文分享

欧洲芯片,四面楚歌  第1张

2023 年,德国人闯入半导体补贴大战。 一家工厂补贴 50 亿欧元,终于换来了台积电与英特尔的回眸。

然而,台积电并不看好这趟赴欧建厂之旅 —— 因为德国没有配套的供应链。负责台积电化学品供应的李长荣化工,跑去德国的英飞凌工厂调研了一趟,发现别说供应了,德国人压根没见过最先进的化学品长啥样 [2]。

做个简单易懂的类比:这就相当于受邀去非洲搞移动互联网,然后发现当地人还在用功能机。

欧洲芯片,四面楚歌  第2张

英飞凌在德国的工厂

豪掷千金换来一顿嫌弃,可见德国政府有多憋屈;但对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来说,这笔钱又省不得:

过去几年,日益诡谲的地缘环境,推动欧洲踏上了 “半导体自立” 的道路,撸起袖子准备做大产能。然而,欧洲本土的半导体企业正值 “中年危机”,难以挑起重担。

别无选择的欧洲人,只能低头抱紧台积电与美国人的大腿。

但在踏入 “中年危机” 之前,欧洲半导体产业也曾经历过一段意气风发的岁月。

如果按照整体收入进行排名,在 21 世纪的头十年,来自欧洲的半导体企业几乎一直处于全球 Top5。只是在互相搏命的半导体战争中,欧洲人最终还是败下阵来,沦为了东亚与美国的背景板。

一个业务、一家公司的落后,可能是管理、技术和资金等问题造成的;然而,整个产业集体溃败的背后,显然有更复杂的成因。

辉煌与倒退

虽然各家机构的统计口径略有不同,但无可争议的是:欧洲半导体的爆发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。彼时,欧洲巨头在功能机、燃油车等终端市场一路攻城掠地,为其提供原材料的半导体产业也跟着吃香喝辣。

在那个年代,芬兰诺基亚,瑞典爱立信,德国西门子,各个都是一手造手机,一手造芯片的全能冠军。

以功能机为起点,欧洲半导体产业在此后 20 年迅速开枝散叶,覆盖了多条关键赛道。当时的盛况,完全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—— 满手好牌。

例如在存储领域,欧洲的英飞凌就曾是一方霸主。

2004 年时,英飞凌的市场份额挤进全球前四,与今日垄断该市场三星、SK 海力士、美光打得有来有回。同一时期,英飞凌为了和韩国人打擂,还准备投资建造全球第二座 12 英寸晶圆厂。

欧洲芯片,四面楚歌  第3张

英飞凌当时的内存工厂(红色部分)

而英飞凌的另一个业务基带芯片,当时则包揽了初代 iPhone 到 iPhone 3GS 的订单,风光无限。

不仅如此,连如今备受关注的手机处理器,欧洲其实也早有布局。2009 年,意法半导体和爱立信两家欧洲巨头成立了合资公司,其生产的手机处理器,一度吸引了包括三星在内的手机厂商。

至于汽车芯片,那更是欧洲半导体的看家本领。英飞凌、意法半导体、恩智浦三家巨头,至今仍是该赛道的前五名。

欧洲芯片,四面楚歌  第4张

然而,刚爬到半山腰的欧洲半导体企业,却仿佛吃错药了一般,纷纷做出了一个毁灭性的决定 —— 分拆。

在今天的中国,几乎没有企业不喜欢 “高科技” 这一光环;但彼时的欧洲人却认为,拆分掉财务表现较差的半导体部门,可以让公司聚焦于高利润业务,且更受二级市场青睐。

例如在 2005 年,飞利浦的半导体业务受到行业周期冲击,一年时间利润率从 10% 降到了 2%。同年年底,飞利浦 CEO 公开表示,会将其拆分或出售,专注于更稳定的医疗系统、照明、电器等领域。

此言一出,股价当即暴涨,突破了该年度的历史新高。

但出乎欧洲人意料的是,许多被拆分出去的业务,很快遭到了逐个击破。从西门子半导体独立出来的英飞凌,就是个典型案例:

2006 年,它先是让内存部门自立门户,改名成了奇梦达。

英飞凌固然在内存市场取得了不少成就,但由于内存是门典型的周期型行业,经常在盈亏线上下反复横跳。 因此在英飞凌眼中,这显然不是什么好生意。

结果在 2007 年,存储市场进入下行周期。三星主动发难,高举反周期的大刀疯狂扩产,准备加剧行业严寒。奇梦达没扛过冬天,很快以破产告终。

后来,由于基带芯片业务反复被高通吊打,又丢掉了苹果订单。 2010 年,不耐烦的英飞凌又将该业务出售给了英特尔,最后又辗转落入苹果手中。

欧洲芯片,四面楚歌  第5张

英飞凌的故事,就是欧洲半导体产业的一个缩影:

2010 年前后,曾经与美、日、 韩四分天下的欧洲企业,仿佛被下了降头一般,接连遭遇了多场大败,将内存、基带芯片、手机芯片等传统艺能丢得一干二净。

全面收缩的背后,到底发生了什么?

内忧与外患

欧洲半导体一路连跪,直接的原因,显然是前文提到的拆分。

在半导体产业,不论是埋头研发还是发动战争,都需要天文数字级别的投入。美国与东亚企业能够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下来,离不开大股东、现金流业务乃至政府的输血。

2007 年,三星之所以敢举起反周期屠刀,拉着整个内存行业一起流血亏损,是因为有整个集团和韩国政府撑腰。

相比之下,分家后的奇梦达只能孤军奋战。

走到生死边缘时,奇梦达曾向老东家英飞凌以及德国政府寻求援助,没想到英飞凌却在关键时刻选择见死不救,德国政府见状也撤回援助,成为压倒奇梦达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武功再高强,也架不住猪队友不帮忙。

英飞凌之所以如此绝情,本质还是因为手头的汽车芯片业务正蒸蒸日上,何必蹚奇梦达这趟浑水。

有了老大哥打样,其他欧洲巨头纷纷开始抄作业。

在三星 “杀红了眼” 的 2007 年,意法半导体也将存储器业务分拆,和英特尔成立了合资公司。新公司刚刚 “闯荡社会” 3 年,就被韩国人打得满地找牙,最终被美光所收购。

频繁的分家,让英飞凌与意法半导体在当时得到了一份漂亮的财报,和二级市场的欢呼;然而代价就是,日后这些重新定义世界的时刻,也与欧洲人再无瓜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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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,奇梦达的失败,也不能完全怪英飞凌六亲不认。

存储是个典型的东亚式产业,需要卷产能卷成本。一年 30 天法定假日的欧洲人,显然没法和血管里流着美式咖啡的韩国人竞争。 然而,欧洲不仅失去了存储,还失去了手机芯片等一手好牌。

这背后,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:半导体产业的游戏规则被改变了。

欧洲人更擅长给工业品造芯片。

工 业品的特征在于机械化: 每一个功能都被封装在了特定的零部件内,不同的零部件机械式组合,最终构成一个产品。

诺基亚早年的功能机,就是个典型的样本: 手机 中的音频、视频解码、信号处理等功能,其实都是由不同零部件支持的。

彼时,如果诺基亚想在新款手机中预装《愤怒的小鸟》,只能从硬件端入手,生产支持该游戏的零部件。因此,工业品中并不存在软件的概念,且各个零部件价值较为分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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诺基亚第一台互联网手机 7110,只支持预装的应用

然而,消费电子产品的崛起,打破了欧洲人熟悉的游戏规则。

消费电子的特征是智能化:产品的多数功能被集成在了一颗芯片之上,提供了一种兼容的方案。一众开发者可以根据该方案,来开发各种各样的软件。 因此,智能手机不需要加装新的零部件,就能畅玩《愤怒的小鸟》,还能下载《原神》和飞书。

但代价就是,原本分散在各个零部件供应商手中的价值,渐渐集中到了通用芯片开发商手中。

因此,苹果和高通站在了收入金字塔的顶端。而擅长工业制造的欧洲人没能适应新的游戏规则,一步步退守,最终只保留下了 “汽车半导体” 这最后一张王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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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iPhone15 为例,手机处理器直接吃掉了近 1/4 的成本

考虑到德系汽车厂商需求庞大且稳定,以及汽车芯片技术壁垒较高的特点,光靠汽车半导体其实也能过得不错 —— 直到美国人和中国人加入了战争。

当年,发动内存战争的韩国人,只是从欧洲人口中抢下了一块肥肉;如今,美国人和中国人打算直接把桌子给掀了。

危机重燃

欧洲人最不愿见到的事态发生了:当年发生在手机行业的 “消费电子化”,如今正在汽车行业上演。

传统的汽车制造中,一个车身功能由 “一个机械零件 + 一个配套芯片 + 一个专门软件” 来执行,三者构成一个独立的子系统。和当年的功能机一样,燃油车每增加一个功能,都需要添加一个全新的子系统。

和功能机类似,传统的燃油车并没有统一调度的操作系统,所有子系统平时各干各的,互不干涉。

因此,大众汽车想进行功能迭代,需要先让博世等 Tier 1 出一套关于子系统的技术方案。随后,博世再和英飞凌、恩智浦、意法半导体等 Tier 2 进行二轮沟通,再由 Tier 2 来判断需要采购哪些新的零部件,并将需求分发给 Tier N。

在这个过程中,底层供应商掌握了核心技术和话语权,也掌握了产品迭代节奏。

这是欧洲人更熟悉、更擅长的游戏。

然而,以特斯拉为首的新能源车,却又一次改变了游戏规则。特斯拉采取的方案是 “中央集权制”。具体而言,就是让整个车身的零件都能听命于中央控制器的核心。

过去几年,新能源车企之所以能整出将 “座椅加热” 拆出来卖这类骚操作,正是受益于中央控制的特性,可以直接将特定功能锁住。相比之下,如果燃油车就没法复刻这一商业模式,除非把加热的按钮给扣了。

而这个掌控一切权力的核心,便是特斯拉自研的 FSD(自动驾驶)芯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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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伟达与特斯拉的 FSD 芯片

和当年的手机处理器一样,FSD 芯片内含 CPU、GPU 和用于 AI 加速的专用芯片 NPU,提供一种通用方案。 F SD 芯片的出现 , 使得新能源车对传统汽车芯片的需求大幅缩水:

传统燃油车通常都配备了上百个芯片,但一辆特斯拉却只需要十几个芯片。

进行功能迭代时,特斯拉不需要层层沟通到 Tier N,只需要升级操作系统。因此无论有多少供应商参与,汽车的核心权力始终掌握在特斯拉手里。

欧洲人擅长工业化的传统汽车制造,马斯克却把汽车变成了美国巨头扎堆的消费电子产品。

生产方式的转变,意味着价值的迁移:汽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,变成了特斯拉自研的 FSD 芯片。

以特斯拉的新能源车为例,两块自研的 FSD 芯片,足足占据了整个 HW3.0 价值的 61%;而欧洲巨头英飞凌所擅长的 MCU 芯片,其价值量占比仅有 5%。

特斯拉成功之后,原本在消费电子市场称王称霸的芯片巨头们,也纷纷加入战场,开启降维打击。而欧洲人,则又一次被拖进了陌生的领域。

在 FSD 芯片领域,英伟达、高通以及被英特尔收购的 Mobileye(现已再次拆分)是主要玩家;而在智能座舱芯片中,高通、英伟达、三星、联发科、英特尔均有布局。

恩智浦虽也有涉猎,但和它在传 统汽车芯片市场的地位相比,简直不值一提 。

过去,每当遭遇挫折,欧洲人的第一反应总是后退,毕竟他们还牢牢掌握着汽车芯片这一肥沃的自留地。如今,欧洲半导体最后一座孤城的外部,已然群狼环伺。

尾声

和起步较晚的中国大陆相比,欧洲半导体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身的。在欧洲刚刚开始高速奔跑的 90 年代,如今这些叱咤风云的科技企业,其实才刚刚起步:

彼时,三星电子刚从日本东芝手中抢来内存市场的冠军宝座,但尚未站稳脚跟;

隔壁的宝岛,台积电刚刚开始起步,其独特的代工模式,让习惯了自建工厂的半导体业界感到新奇;

至于大洋彼岸的美国,一个叫黄仁勋的工程师,刚刚意识到电子游戏将会对电脑性能提出更高要求。于是便和两位好友创办了英伟达,埋头开发出了第一款 GPU。

然而,满手好牌的欧洲人,却眼睁睁看着机会一次又一次从眼皮子底下溜走,最终沦为了他人叙事中的注脚。如今,欧洲只剩一颗产业至高明珠阿斯麦 —— 内里流着的还是美国人的血。

2016 年,诺基亚被被微软收购时,其 CEO 曾含泪说道: We didn’t do anything wrong, but somehow, we lost(我们什么都没做错,却不知为何,我们输了)。

然而在半导体的语境中,只靠 “不做错”,显然是不够的。 如今,几乎所有的半导体企业都羡慕英伟达押中了人工智能;然而,大多数人却不曾看见,在人工智能爆发之前,英伟达默默在黑夜中独行了多远。

孤注一掷的勇气,才是半导体世界最强大的武器。

来源:远川研究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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